張東蓀先生不同的邏輯與文化並論中國理學，是近來思想界的傑作。但於四種邏輯歸之某一方面、某一階段的四種文化產物，有相當說明，而未到於恰好。再為顯了以言之，則邏輯甲、乙是「發表思想工具的名數法式」，邏輯丙、丁，是「直觀思想內容的事物性相」，其義大抵如東蓀先生所說。不過邏輯丁是直觀「事物的相」，僅說為參加政治社會實際運動的鬥爭作用是不夠的；事物的相，即從自然以至社會以至意識的相也。是什麼相？是和合假相與相繼假相。和合故是矛盾的統一，相續故是質量互變與否定的否定。金剛經所謂『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』，是邏輯丙直觀「事物的性」；所謂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』，是邏輯丁直觀「事物的相」。不過通俗所謂的「唯物辨證法」，尚囿於「邏輯甲所執的物」，上未達邏輯丙所明的「性」，下未盡「有為法的量」，故又倒執「和合相續的假相為真實相」耳。其義詳見中國文化服務社新出版的新科學哲學。
至東蓀先生的論宋明理學——馮友蘭先生說為道學，內分理學與心學二派，是很有睿見的——，亦能揭發一都分精奧，不愧為哲學家言；但亦未盡。我意孔子以來的儒士，有一體三位的用，東蓀先生所說的為一位，還有一位是「傳整國族文物」——典章制度等——。所以遇需要文致太平、潤飾鴻業的時候，儒士便起而表現其當行出色的擅長。比如縣官不能不用「刑名、錢穀的幕友」一般。還有一位，是「維持既成善政」，此即近於陶希聖君所說的孔子，從孔子為魯相以來得政的儒士，即為此類。此三位本為一體，每一通儒可易地皆然，而基本的本錢，尤在「傳整國族文物」這一點。中國二千年來，在儒士這一體三位能發揮相當功用的時候，便成短期治世。但失「得君持善政」，「清議達民困」的時候，又陷短期亂世。所以常在一治一亂之間。由治入亂的，一因國外蠻夷的侵入，二因國內豪猾的興起，豪猾的興起尤為主因。豪猾每為近於「墨俠的道家」，本時時欲興起者。然得待儒士善政、清議失效而農民怨沸的時候，乃乘之興起。由亂極而再入治的，或為外夷如元、清；或為內雄如漢、唐、宋、明，而內雄大抵為近於「法術的道家」。故道士由治起亂，由亂進治，而儒士則在治定後文飾維持。此為中國二千年來道教、儒教變演之活劇，而佛教則超然治亂之外以聊為救濟苦難而已。
然今後則非復以前之中國局面，而道士、儒士均失其力用也。一、因四圍不是以前的蠻夷小國，而是高度文明的大國。二、因海陸空交通的便利，縮萬里為比鄰，連國際為一環，息息牽動，更難劃疆孤立。三、因科學發達，人力勝天，道士陰陽術數失其用；家族分散，農變為工，儒士宗法倫理失其用。社會革命，孑沒於群，國愿抱殘守闕，仍欲憑其「傳整國族文物」的本錢，貿易而再現為儒、道的中國，戛戛乎其不可能矣！而新興的三民主義文化，卻有「以建民國、以進大同」的端緒，但猶未見能從思想上樹立開展，以成為今後新國新世界的新文化其人耳。東蓀先生謂佛學理論未為儒道采取是對的，但其不采，不是因為佛學專是宗教性而無道德性的緣故。因為佛學理論高一度，采取時便降低儒道，這是一分各立門戶的儒道不肯的。東蓀先生又說儒道采取了佛學瑜伽方法，亦是對的，但采取了頓悟，是中國發明的傳說。又謂儒道發明把出世的悟修方法用於入世，佛學由寂入手而終于解脫；道學由寂然不動注重感而遂通，由靜虛而動直，不厭惡世間生活而把此心活潑地常樂，以為這是孔孟之道而與佛不同。其實此皆囿於向來「不了知佛學全系」之俗見！頓悟門原為佛學之一門，可無論了。由了達空寂性而不厭世間，不捨眾生，入世利人，乃正為大乘菩薩之一階段。故于孔、孟，予之則大乘菩薩，奪之則人乘聖賢而已。